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稳步发展，投资规模日益增加，涉及的国家地区和行业领域也不断扩大。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各类宏观环境产生的风险，给投资收益带来不确定影响。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政治、安全、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风险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实际情况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进行简明分析。
   
“走出去”的六大风险
   
　　  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稳健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保持平稳增长，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71.2亿美元，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06亿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5791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然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凸显，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积累，致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诸多风险因素，对外投资项目失败案例频频发生。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各种不稳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可能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实现预期投资目标，并给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指由东道国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行为的变化而引起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并对投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政治风险的影响范围一般较为广泛，给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造成损失。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领导人的更迭、政局动荡、国家政治干预、政策变动、强制征收和国有化等。
  　　东道国政局动荡将会给投资环境带来较多的不确性，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运营。例如，2011年利比亚政局动荡，中国企业承建的约7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项目遭受严重损失。同时，由于东道国政权变动或领导人变更，东道国原本实施的投资政策有可能发生改变，使投资项目运行面临阻碍。例如，2015年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曾叫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此外，东道国政府对投资者的资产采取征用等措施，或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强制转移跨国公司的资产至东道国政府手中的行为会严重影响跨国公司的利益。其次，东道国政府可能会出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变更政策或非法解除投资的协议，以政治手段干预跨国企业正常的投资商业行为，导致投资自由度和便利度受限，令投资者面临经济损失。
    2.安全风险
  　　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发展需要一个安全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保障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国企业和驻外员工的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安全风险一般指东道国发生恐怖袭击、局部战争、频繁的暴力犯罪事件、罢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造成企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
  　　恐怖袭击和局部战争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和贸易投资环境产生严重危害，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较大的冲击。例如，西亚和北非地区一些国家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矛盾、社会阶层矛盾相互交织，恐怖袭击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影响中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的规模和信心。此外，涉及抢劫、绑架和凶杀等暴力犯罪事件会时有发生，意味着东道国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对企业和个人安全产生威胁。例如，2016年多名华为员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遭当地歹徒持枪抢劫，财产损失严重；2018年由中国人经营的位于乌干达的采石场遭到了武装抢劫，损失惨重。同时，大规模罢工引发的社会骚乱和暴力冲突事件不仅影响东道国社会正常秩序，令社会治安风险凸显，也会影响外资企业的正常运营。
  　　除此之外，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威胁驻外企业员工生命财产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之一。比如，2014年西非地区暴发埃博拉疫情，给中国境外企业的经营和劳工安全带来较大影响。
    3.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重视东道国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指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造成经济损失，主要包含因对东道国法律了解不足而造成的违法行为、东道国法律体系不规范、东道国法律政策变动、投资审查等。
　  　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部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遭遇失败或受损。例如，2018年，因涉嫌违反劳动法，莫桑比克劳动监察部门暂停5名中国工人职务，将其遣返中国，并对雇用他们的中国公司处以131000美元罚款。同时，对东道国劳工、环境、合同、知识产权、税收等方面法律制度的了解不足或东道国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也导致中国企业投资面临失利的局面，尤其是对劳工法和环保法不熟悉，而造成投资成本上升、收益受损的状况屡见不鲜。一些国家的劳动法律对劳工的权益保障极为严格，在劳工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加班补偿、社会福利等方面有明确的规定。若企业对东道国相关劳务法律政策没有详尽的了解，造成当地员工罢工，导致人力成本增长、生产运营无法保障。
  　　此外，一些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相对严格，环境保护门槛的提高可能会加重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增加了项目的不确定性。比如，2014年，复星集团投资的希腊旧机场项目就曾因林地保护被延迟。
  　　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同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不断进行调整，使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业务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遭遇经营困境。比如，2007年坦桑尼亚政府修改了最低工资标准，引发了中坦合资的友谊纺织厂员工罢工，甚至引发暴力事件，造成企业生产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同时，部分国家出于保护国家安全或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等原因，以法律形式设置投资壁垒，在市场准入和审查措施等方面限制外商投资，对投资者积极性造成不利影响。
    4.经济风险
　  　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业务过程中可能会受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造成损失，即遭受经济风险影响。经济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经济增速迟滞、宏观经济波动、严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债务违约、汇率波动风险等。
　　  东道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或出现衰退现象，表明其市场需求不振，经济未来发展不明朗，企业投资活动或将遭受损害。例如，2016年受困于巴西宏观经济低迷，奇瑞汽车在当地销量锐减，经营面临挑战。同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会使东道国的币值相对于母国发生了贬值，使投资企业的收益严重缩水。而东道国处于国际收支失衡状态可能会造成外债偿还困难。若东道国面临着主权信用等级较低、外债比重较大的状况，严重时可能发生政府的债务危机，给企业投资收益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汇率波动会影响企业所投资的资产价值。汇率波动明显，货币贬值幅度大，会给企业投资带来巨大的风险。例如，2016年由于埃及镑的贬值幅度接近50%，消费者购买力大幅下降，江淮汽车销量下滑31.46%。对于港口、公路、铁路、通信工程等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大幅汇率波动将会对项目收益产生严重影响。
    5.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是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风险。中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可能拥有不同的语言、思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种族，因而在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商务惯例等社会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开展投资带来挑战。若缺乏对东道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认知，企业可能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中产生摩擦，甚至引发文化与价值观冲突问题。例如，2012年，柬埔寨一家中资企业的中国管理者因不了解東埔寨文化撕毁西哈努克亲王画像，引起当地居民抗议，险些造成骚乱。该管理者最后被警察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此外，民族宗教文化的差异也可能影响企业和项目的正常运营。比如，沙特轻轨项目有一段需经过麦加城内，而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地，非穆斯林不得进入麦加城内，这使得项目承建公司中铁建不得不在国内招募上千名穆斯林工人送至麦加进行施工作业，增加了工程管理的难度，并增加了人力成本支出。
    6.其他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的过程中还会面临东道国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匮乏等其他风险。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会给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不确定因素，加大企业投资的成本，甚至可能造成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存在道路和铁路质量较差、年久失修、水电供应不足等问题，给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带来不利影响。例如，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在收购阿根廷赛拉格兰德铁矿70%的股权后，因港口基础设施无法使用，曾一度面临复产困难。
  　　此外，东道国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技术人才等也会制约企业的投资活动，并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确定因素。东道国劳动力市场技能输出与投资企业需求不匹配会迫使企业增加技能培训成本，令企业经营面临一定程度的风险。

“走出去”应预测风险提早布局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业务需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全面评估东道国的政治、安全、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风险，对可能发生的状况进行结果预测，尽早制定好对策，完善风险监测体系，合理规避投资风险，避免投资收益损失。同时，在开展海外投资时，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利用双、多边国际条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理使用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监督与协调海外直接投资，在国家政策指引下，积极寻找投资机会，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相关国家开展全方位产能合作，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中国企业应从价值链视角出发，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增强“走出去”的信心，助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科学客观地全面评估和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宏观风险，结合实际情况，在沿线国家中合理选择投资项目。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使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面临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更使得全球多数国家经济活动减少，给全球宏观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风险。受疫情拖累，全球人员与物流跨境流动不便，供应链中断，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全球范围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减缓，使得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海外投资造成较大的影响制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0年3月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比2019年下降5%至15%，或将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最低点。同时，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各国政府可能调整或修订法律法规，令企业面临法律与政策变化风险，增加了投资与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对东道国的应对疫情政策和管控措施保持密切关注，全面评估疫情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并结合如医疗信息技术等新的产业机遇，开展中长期投资布局规划。
  　　同时，受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困境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影响，2020年国际油价持续下行。2020年4月2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结算价收于每桶-37.63美元，历史上首次跌入负数交易。油价暴跌波及股票市场动荡，对石油化工行业影响最为明显，不少企业面临财务压力。加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需求大幅萎缩，全球原油库存持续高企，从原油到一般基础化工品的整个产业链内的企业纷纷缩减资本开支，利润收益前景不乐观，投资能力相应削弱。在未来短期内，石油化工行业企业须审慎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着重对宏观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尽可能保障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