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石油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能源与气候变化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陈哲
能源巨头的转型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率先在页岩气开采技术上实现突破，并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商业开采页岩气的国家，吹响了终结高油价的号角。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加大力度在太阳能、风能及核能等清洁能源上发力，世界能源格局的变革受新技术和全球地缘政治双重冲击的影响开始愈发明显。
2016年4月，沙特政府公布了一项名为“沙特2030愿景”的计划，旨在用15年左右时间降低该国对石油的依赖，为沙特打造一个“繁荣并可持续的经济未来”。2017年，阿美石油公司开始谋求上市，尽管以阿美的实力，足以在油价低于30美元每桶时支持沙特完成上述愿景，但这家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依然主动采取如此前瞻性的策略，或许某种程度上是全球能源变革提前到来的信号。
2030年成为共同时间表
可持续发展一词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从全球治理赤字愈发恶化的形势来看，各国政府、企业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执行还欠费不少。同时，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指望各国自觉遵守并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简直难于上青天。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一份由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成果文件，即《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议程旨在到2030年前，围绕消除极端贫穷、实现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三大主题推动世界采取共同行动，具体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但大自然的物理容量终究有限，人类也开始品尝并感受到来自地球回赠的各种报复性手段。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人类想在本世纪末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从而避免电影中那些灾难性场景出现，那么到2050年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相比2010年减少40%到70%。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结构，剩余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仅够15～30年。
面对新一轮能源革命，除沙特外，其他主要能源大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如中国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等，日本出台了《面向2030年能源环境创新战略》，美欧等西方国家也制订了相关能源战略，这些都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以绿色低碳为主要方向的能源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迭代。
全球气候治理的不同维度与国际利益格局矛盾
气候变化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7项内容中的独立一项，横跨高层政治与低层政治的各个维度。政治层面，气候治理关乎主权国家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安全层面，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其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层面，气候变化对能源结构、农业、生态、环保、贸易、金融等各领域具有全方位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目前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摆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均碳排放水平“先增后降”的倒U型曲线轨迹，这意味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较高的排放水平。从历史责任看，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较少的人口制造了迄今总量近70%的碳排放。从人均排放水平来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排放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就导致国际气候谈判中存在三大主要矛盾。首先是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欧盟和美国等国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鉴于美国巨大的排放占比，欧盟希望对美保持在环保产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不想影响自身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因此想尽办法逃避减排义务。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其次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小岛国联盟担心因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因此在许多政策立场上同欧盟国家一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则担心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会影响其石油收入，因此其主要政策立场是争取发达国家的经济补偿。而拉丁美洲则以获取短期利益为主。第三个矛盾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在依靠污染环境发展起来后，反过来以环境卫士的姿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双方分歧最为激化的地方。由于发达国家侧重环保，而发展中国家侧重发展，因此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属于“奢侈性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属于“生存性排放”。
在全球排放空间、资源空间、环境容量及舆论压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下，发达国家的老路对大部分国家而言已难以为继。如何走出一条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不仅对各国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也将为人类社会提供可借鉴的示范。
碳交易的本质
为了遏制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除了从技术层面进行能源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外，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还创造出另一种碳减排的方式即清洁发展机制(CDM)。我国自2002年开始，在发改委主管下正式启动了CDM项目，并于2005年成功注册第一个CDM项目，这标志着碳排放权的正式诞生。
由于CDM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DM执行理事会的双重审批，因此其本质上属于全球范围内低排放企业和高排放企业之间的交易或合作(也有另一种主张认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交易)，碳交易市场也由此产生。
碳交易的本质，是让碳价信号能够引导节能减排和低碳投资。从政府层面来看，建立碳交易市场的目的不是投机，在促进节能减排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碳交易量越少，代表整个经济结构向低碳转型得越好。
但另一方面，碳交易的金融属性决定了市场天然具有发展并完善交易(主要包括期货、远期、掉期、期权等)、融资(质押、回购、托管等)和支持(指数、保险等)等三类金融工具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到2017年底，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合并纳入到全国统一市场，未来全中国碳金融市场的规模将很可观。无论从国际地位、体量还是交易属性来看，中国成为全球碳交易中心都是具备条件的。但是，如何确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稳定接轨、相应风险管控机制的制订、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基于实力地位的国际合作、行业人才培养等问题，都是未来需要妥善应对的。
每一次时代的伟大变革，都是风险和机遇并存。各种能源技术、气候变化、碳交易等新兴概念的冲击，是世界各国应对可持续发展危机采取的行动证明。无论是传统能源巨头的转型，还是新能源独角兽的进击，都需要克服客观上的重重困难。对传统能源行业而言，最大的困难依然在于拥抱未来的勇气和智慧。对新能源行业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不倒在黎明前。
2017年8月28日，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总资产超1.8万亿元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通过重组，神华可给予国电稳定的煤炭供应和资金，国电则在碳排放和新能源方面提供互补。如果重组最终成功，这将不仅成为一个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结合的典范，还有望为后石油时代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略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