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疫情引发诸多不确定性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4月29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276例，达到3018952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376例，达到207973例。
　　  根据目前的乐观估计，全球疫情基本稳定要到本年度7月底，还不排除年底疫情复发的可能性。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基本都施行了封锁政策，包括封锁边境、限制居民出行、停工停学等。疫情带给我们的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全球政治、国际关系、外贸交易和人员往来正在或将要重新洗牌；反全球化及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和仇恨行为正开始在美欧出现；未来中美政治互动、技术交流、教育互换、双边贸易战都将变得更加不确定。
　　
二、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经济零增长，全球经济则将萎缩3%左右，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所引发的经济下滑，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新冠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内给人们造成高昂且不断增加的成本，为了保护生命，使医疗体系能够应对这一疫情，需要实施隔离、封锁和广泛的关闭等手段，以减缓病毒传播。因此，卫生危机正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大约2个月的发酵，已经慢慢变成了人们都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危机。
  　　从消费角度来看，由于供应链受到破坏、物流受阻、工厂停工、员工被隔离等，加上目前全球各个国家施行居家隔离政策，社会总体消费出现断崖式下跌。
　　  从进出口角度来看，由于各个国家施行严格的进出口检疫政策，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员成本，降低了物流效率，而终端消费不足，又直接影响了进出口的需求。当今世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赢局面，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效应。举例来说，电子和汽车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直接受益的产业，成千上万的零件都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工厂中，因此是本次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产业，疫情期间，由于各个国家进出口检疫强度加大、一些工厂停工，直接导致电子和汽车产业由于零配件不足而引起的整车产能降低。
  　　从投资角度来看，疫情影响下，全球各大主要股票市场均出现了大幅度下跌，作为全球股市风向标的美股也多次出现历史罕见的熔断行情，由此直接导致各个国家出台了非常多的经济刺激政策。
  　　但疫情目前在短期内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经济刺激政策也都是短期内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如何重新提振信心，如何重新唤醒全球经济市场，如何最终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三、疫情影响下，中国石化企业“走出去”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图1是目前企业“走出去”投资最关注的风险要素。本文综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化工行业企业的特殊性来分析这些风险要素。新冠疫情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供应链面临断裂的风险、停工停产带来的产品供应不足风险、居家隔离带来的消费大幅度下跌风险、各个国家封闭政策带来的物流效率降低风险。而我国的石油化工行业对外投资也有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石油化工行业进出口总额约为7222.1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约为2269.5亿美元，进口总额约为4952.6亿美元。我国石油化工产品出口主要为橡胶制品、化肥、农药、成品油等，进口主要为原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以及一些功能性材料和特种化学品。
  　　目前，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对外投资也是主要集中于获取资源类的油气勘探开发或钾盐矿开发等项目，规避贸易摩擦、获取竞争优势的轮胎、农药、染料等项目，以及适应当地市场需求或利用当地资源的炼油加工、改性塑料、特种树脂加工等项目。欧美、日韩属于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虽然投资成本较大，但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市场也比较成熟。东盟国家、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成本较低，有一定市场需求，但存在各种各样的投资风险，风险等级较高。我国现在进出口贸易及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欧美、日韩和东盟国家，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增长较快。
　　  总体而言，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还较小，投资规模不大，“走出去”步伐缓慢。但未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意愿将非常强烈，相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趋势不会变。随着疫情引发的国际环境变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这就需要准备“走出去”的企业积极做好应对准备。风险感知、认知和识别是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管理的首要条件。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众多不确定性，通过对大量案例研究分析之后，可以将风险分为环境、行业和企业三大类。宏观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安全风险、人文风险、自然环境风险等，行业环境风险主要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等，企业内部风险则主要包括决策风险、投融资风险、合规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现阶段，“走出去”企业还需要特别关注以下风险：
  　　1.去中国化趋势，限制中国投资等政治风险
  　　近些年，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已经飞速增长，企业在很多国家的投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由此引发的一些排华情绪、中国威胁论、政治排挤等现象非常多，但本文仅讨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可能引发的新的政治风险，这些政治风险可能具有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特点。
  　　当前疫情下，我国是首先比较成功遏制住疫情的国家之一，社会秩序正常、企业复工复产有序进行，人们的工作生活也基本恢复，但全球很多国家还处在疫情爆发的阶段，欧美国家如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家的日均增长人数依旧非常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处在疫情突然爆发的边缘，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否会因为疫情的影响存在一定变数，目前我们不得而知。而且有一些极端国家居然向中国提出疫情损失的索赔，伦敦有些政客提出应该向中国进行高达3.7万亿美元的索赔，印度相关组织居然也向联合国提出对我国索赔20万亿美元。某些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疫情防疫措施的失败和自身政治立场的稳定，把一些矛盾嫁祸在我们身上，这些言辞和举措将会对我国在其国投资和未来可能发生投资的公司及项目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其次，新冠疫情已经对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经济利益的严重受损将极大地引发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抬头。很多国家经济萎缩、员工抽离、交通物流受阻后，很有可能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干涉，采取偏向本国企业、优先扶持本国产业、保障本国公民就业等措施，进而排斥排挤外资企业，尤其是中国投资的企业，严重情况下可能引发哄抢掠夺中资企业产品等现象。
  　　与此同时，经济动荡还会引发政策的持续性和连续性问题，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基本都是与当地政策签署合作协议以保障项目顺利进行，但这些合作协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施中如果由于本次疫情对当地经济带来太严重的影响，那么这些协议能否按照既定程序执行落实，也将会是摆在企业面前非常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国家也非常有可能因为经济大形势或者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而刻意采取一些针对投资企业的政策改变，这些政策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
  　　最后，中国近些年经济飞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而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欧洲很多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甚至停滞不前更是现实情况。目前，欧美国家已经逐步加强对外国企业投资的监督和审查，他们以保护知识产权、偷取技术、盗取数据、威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不同理由，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实行准入限制和不合理调查，例如美国的307条款调查。同时，很多国家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强制对外资企业进行审查并改革针对外资的政策，外资企业往往成为政府民族主义立场的替罪羊。在此背景下，进行海外投资活动尤其是并购交易、工程建设的投资者已趋于谨慎，此态势的延续将造成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进一步下滑。这些因素的叠加都会进一步加深一些反华势力的抬头，加大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难度，由此引发的劳资纠纷、人文关怀缺乏、合同履约受阻、企业投资受限等情况可能越来越多，中国石化企业未来“走出去”投资应该注意这些变化和风险。
  　　2.投资意愿下降、外汇不足风险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长期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复苏前景黯淡等现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在全球大范围快速蔓延给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又带来了不确定性，疫情较严重国家的FDI流入可能大幅减少。尽管目前中国的疫情已初步得到控制，但其他国家的疫情状况已经威胁到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由此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不甚乐观，景气状况较弱，经济出现明显下滑后，企业的投资将会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投资信心也将受到极大的打击。
  　　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6.8%，新冠疫情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即便我国经济韧性较强，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政策，但总体而言，经济活动的恢复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的反弹需要一个缓冲期和适应期。全球整体低迷的环境以及不确定风险因素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愈发谨慎的态势将会延续，疫情结束后企业投资活动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有限，预计全年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下降的趋势或将延续。综合来看，202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前景仍受到疫情影响不确定性的制约，企业投资意愿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在当前世界贸易体系下，美元是基本流通货币，也是贸易结算包括对外投资的基本货币。新冠肺炎影响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是未来两个引发外汇风险的根本因素。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消费会有非常大的下降，对中国的出口带来影响，很多外贸型企业出口订单锐减；美国、日本等国抛出引导企业回流投资本国政策，会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出口贸易的减少很有可能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外汇降低就有可能使得企业没有外汇可换，进而无法进行海外投资。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短期内对外汇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动荡。由于股市下跌、经济活动停滞，很多国家出台了众多刺激经济的政策，美联储更是大开闸门，无限量进行美元供给。如果未来这些政策没有行之有效的连续性或收缩举措，外汇市场的动荡将不可避免。中国石化企业对外投资就会因为外汇市场的强烈波动而存在经济利益上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的风险非常高。而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因新冠疫情停止，如果中国未来大幅度提高对美商品的进口，势必会影响中国外汇的储备和投资走向，加大美国商品的进口也就是降低手中持有的外汇，影响中国外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可用的额度，进而使得中国企业无钱可投。
  　　3.限制性政策风险
  　　中国石油化工企业目前对外投资和出口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橡胶轮胎、化肥、农药等领域。新冠疫情的爆发，各个国家都采取了限制性政策，如提高海关检疫程序、限制人员往来、降低航班班次、停工停产等，这些限制性的政策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和已经在外投资的项目进程。由于我国对外投资项目中，设备设施、原材料、器材、装配产品、人员等均是从国内直接运抵相关国家，海关检疫程度的加强直接影响通关速度和效率，增加了企业无形成本和被拒绝入关的风险。各类运输物流载体的减少则直接提高了企业运输成本和风险，而且很多项目人员的签证也出现被拒绝现象，导致滞留海外的人员无法回国、国内人员无法出国的两难境地。与此同时，一些已经在海外运行或施工的项目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很多国家采取的停工停产政策，目前海外的项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加上一些国家对疫情防疫措施执行不利，疫情结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企业何时复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运转，增加了经济成本。
  　　这些限制性政策大概率应该是短期内的政策，随着全球疫情逐渐好转，限制性政策也会慢慢取消，对企业的影响也可能是集中性或者突发性的，长期来看，这些限制性政策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
　　
四、相关建议及措施
   
    1.尽量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国进行投资
  　　截至2019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7.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9%，主要投向新加坡、老挝、越南、印尼、泰国、巴基斯坦、阿联酋、马来西亚、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新签了6944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总量近60%。
  　　中国企业已经在国外建立上百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优质资源，很多中国企业也已经在当地投资。经贸合作区范围内的区位优势明显、建设主体明确、产业定位清晰、相关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企业投资环境相对透明公平，而且当地政府在税收、土地、金融、产业配套和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商务配套、证照手续等也有一定服务，企业在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有相对不错的保障和收益。
    2.充分利用双、多边国际条约或协议
  　　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常见的区域合作协定，一般来说，投资方的国家为了保障本国的企业能够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充分实现自身权益，通常会与东道国签署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条约。而且，在跨国公司开始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是两国或者多国的政策和法律。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护范围应该做到尽量的广阔，充分利用双、多边协议在国际层面上为中国企业提供保障。这些协定对贸易投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截至2019年，我国已经和25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17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既有我国周边国家包括东盟的成员，也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巴基斯坦、格鲁吉亚，还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拉美的秘鲁、智利。自贸区网络既包括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
  　　自贸协定为我国开展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为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在考虑对外投资时，一定要把这项要素充分考虑进去，对外投资的国家或区域是否与中国有着较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是否与我们签订经贸合作协定，会对企业的投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3.保持政策敏感性
  　　合规经营是企业境外投资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也是近些年中国企业涉外投资遇到的关键问题之一。合规经营不仅要求企业应该对当地或东道国的政策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宗教等有着清晰的认知，还要求企业对这些政策变化实时跟踪。新冠疫情影响下，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众多应对疫情、经济、社会治理、企业管理等新的政策，企业必须对这些新的政策有动态的分析并遵守。与此同时，很多新政也许利好企业发展，比如4月14日，我国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优化外汇管理支持涉外业务发展的措施。商务部、海关总署、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支持外贸企业、对外投资企业的利好政策。
    4.利用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监督、协调海外投资
  　　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国际条约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全球一体化更是把这些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提升到了不可替代的高度，这些国家间、政府间或地区间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在政治、经济、贸易、协调、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已经非常充分，基本上涵盖了经贸领域的几乎所有内容，对于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如何正确地理解和使用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是每个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必修的一门课程。目前，在国际经贸条约领域，有一般最惠国待遇、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等等，在国际组织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时刻保持与这些国际组织的一般性沟通和长期联系，提前熟知各种国际条约条款，运用并使用好这些条款对自身公司投资贸易的促进作用，同时使用协调、仲裁等手段处理可能遇到的经贸纠纷情况。
    5.制订清晰的对外投资战略及执行方案
  　　战略对于企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经验比较少，经营起步也相对比较晚，总体实力不强，因此企业更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以及一套长期在外投资经验的战略。对外投资战略应是基于商业逻辑、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盈利性考虑、国际经贸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而制定的。包括企业整体对外发展目标、年度发展规划、跨国运营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市场营销制度、合规经营制度、品牌发展规划、境外投资风险管理制度等。不同于企业在国内经营所处的环境，跨国经营会涉及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企业面对的可能是从未处理过的困难，比如政治体制问题、人文宗教问题、习俗文化差异性问题、劳动力问题、境外公司管理问题等。
  　　企业在“走出去”投资之前，一方面应该修炼内功，逐渐培养自己的跨国型人才队伍。跨国经营最关键的就是人才，企业不仅要善于培养自己内部的人才，更应该通过差异化的管理制度、绩效评估制度、人才培养晋升制度等逐步培养并留住一些有跨国公司经营经验的海外人才。
　　  另一方面更应该聘用具备国际投资贸易经验的中介机构或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及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估、尽职调查、投资国市场及行业政策研究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整合公司所有资源，帮助公司制定完善的战略发展规划，助力企业经营成功，建立长期稳定的投资项目，切忌盲目跟风出海，切忌投机主义做一锤子买卖。
    6.推行人员本地化、项目属地分包
  　　人员和项目分包属地化原则其实是中国海外投资应当适应国外市场情况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初期，由于国外很多发展中国家相关配套设施条件较差，我国企业会把原材料、设施、器材工具、人员劳务等全部由国内运送到项目所在国，这样不仅保证工程质量，也降低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但这种做法也就使得项目所在国无法通过投资项目而增加自身的就业、扩大上下游材料采购、增加管理经验等，我国也无法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层面与项目所在国进行深层次的合作。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不断增多，经验也不断丰富，很多项目都已经在广泛雇佣当地人员，上下游材料的使用也尽可能从当地采购。
  　　项目分包属地化或国际化也是一项必须重视的工作，很多中国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倾向于“抱团出海”，将自己熟悉的合作伙伴捆绑，一起到海外投资，这种商业行为在前期确实有非常好的效果和帮助，也使得企业能避免落入商业陷阱，减少国际经验不足所带来的商业风险，但长期而言，企业无法构建国际化合作伙伴，没有相关领域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合作，缺少真正本地公司或长期在海外经营管理的跨国企业伙伴，这种缺失是无法靠国内合作伙伴替代的，未来一旦出现风险，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成本支出。
  　　因此，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应该主动联系一些国际化公司或本地公司，努力融入圈子，建立国际化的市场经营环境，真正熟悉国外市场运作规律，与外国人交朋友，与外国公司建立合作，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环境，深刻理解很多文化上的差异，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公司的跨国投资经营。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提前预知风险，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充分协调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做到“合法、合规”，融洽当地社区关系，保证有关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我们的“走出去”之路会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