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美国、欧洲、越南、日本等国纷纷调整营商环境政策,包括提供担保贷款、发行企业债、设置优惠税率等,这些变化无疑将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布局。本文列举了美国、欧洲、越南、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变化,并就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美国
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伊始就提出“买美国商品,雇美国工人”的口号,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回流”。2019年8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向美国在华企业发号施令:“我命令我们那些优秀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中国生产)替代国方案,包括将公司迁回国内,在美国制造产品。” 据白宫官员声称,强迫美国公司将业务和供应链撤出中国的权限属于1977年《紧急经济权力法案》的范畴。按照《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如果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应对“不同寻常的特殊威胁”,美国总统就有权监管美国公司的商业活动。这将促使总统拥有特别授权,以监管美国人从事的“任何外汇交易”。
美国虽然是制造业强国,但产业布局上长期侧重于利润丰厚的高科技产业,而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生产线则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此次面对新冠疫情期间,美国90%的口罩需要进口,这一现象进一步刺激美国政府召回在华生产的业务。此次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有两大政策变化或将影响美国在华企业回迁。
(一)启动国防生产法
特朗普总统已经启动《国防生产法案》,以“保证获得必要授权,优先生产政府合同项目,并将稀缺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3月27日,特朗普首次援引《国防生产法案》的内容,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呼吸机。对美国来说,从川普启动国防生产法起,就标志着国家向战时机制转变。此时总统不仅可以要求国内企业生产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紧缺抗疫物资,同样也可以顺势命令美国企业海外工厂回迁。
(二)回迁产业链的资本准备
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向美国企业呼吁称:要求美国每个在华企业撤出中国,回到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美国政府负责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组织建设和创新等100%的搬迁费用。
自2020年3月起,美国财政部陆续出台四轮经济救助计划,涉及金额2.3万亿美元,重点扶持家庭和中小型企业。美联储采取回购、降息和无限量QE(量化宽松)等多种信贷支持工具缓解流动性危机。4月9日,美联储再次宣布采取额外行动,提供高达 2.3 万亿美元贷款以支持经济,主要工具包括设立薪资保障计划流动性便利、主街贷款便利;针对各种规模的企业和家庭,以及因为疫情影响评级产生下调的原投资级企业发行的债务。这些货币财政政策或将为特朗普政府承担美国企业搬厂费用提供强有力支持。
二、欧洲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球的传播,欧洲市场面临的两大挑战是恢复生产和稳定供应链。但就市场情绪而言,欧洲企业没有撤出中国的计划。但在未来投资中为了风险分担,大型企业可能将部分产业链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而此次抗击疫情期间的医药短缺可能会使欧盟政府回迁一些医药生产企业。
4月起,受疫情影响的欧洲国家陆续出台货币财政政策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德国政府将为初创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提供 20 亿欧元纾困资金;支持欧盟委员会向成员国提供贷款,承诺担保70亿欧元,支持企业发展。而对于在德以外的企业,德国投资保护意识增强:德国联邦内阁于4月8日修改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等被外资趁机收购。根据修改后的法案,只要企业提出预期损害就可阻止自身被欧盟以外的投资所收购,不再需要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供对公共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证据。
意大利政府以国家担保贷款的形式向意大利企业提供4千亿欧元流动资金,其中2千亿用于帮助国内市场企业,另外 2千亿用于加强出口市场,此举为意大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干预措施。同时法令规定减免4 、5月100 亿欧元税收。加上之前出台的经济纾困措施中涉及的 3500亿欧元资金,意大利政府总共向市场注入7500亿欧元,约合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法国政府将投入大约450亿欧元帮助企业抵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同时为企业从银行贷款提供 3000 亿欧元的“国家担保” 。
西班牙政府通过官方信贷局提供最多1000亿元的担保,帮助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获得贷款,并灵活处理六个月的税收递延。
英国央行购买至少100亿英镑的企业债,并计划将企业债券的持有量增加至少一倍,以应对冠状病毒的经济影响。
三、越南
为了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越南一直致力于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目前,越南已与18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交关系,与220多个市场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并签署了11项自由贸易协定和70多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16 年初,越南政府批准建立了三个经济特区(SEZ)的计划,经济特区中的园区企业在税收、租金、信贷等多方面享有优惠。根据至2030年发展规划,越南政府主要致力推动的产业发展包括五类:
第一类,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信息技术和电信产业、电子工业,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并为其他行业创造数字技术平台;
第二类,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智能能源产业;
第三类,推动农业符合全球规范的加工和制造产业;
第四类,纺织和服装产业(但主要优先发展具备高附加值的智能化与自动化生产流程项目);
第五类,机械行业,包括汽车、农业机械设备、工业机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和医疗设备等。
鼓励投资若干优惠政策,具体包括:在整个投资期限或部分投资期限内适用优惠税率;税率的减免;固定资产进口关税的减免;土地租金的减免。
其中,越南配套产业的供应链依然薄弱,本地化率较低。越南企业仅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简单、低附加值的价值,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比率不高。越南政府的目标是促进配套产业的发展,以满足国内生产与出口需求,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计划至2020年和2025年,配套工业的产品将分别满足国内生产需求的45%和65%。配套产业包括:越南拥有竞争力的产品(包括纺织和成衣业、鞋业和皮革产业等),但主要优先发展具有附加值的产品;越南尚未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产品,如汽车零部件;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且相关技术可以转移到越南的产品,如高技术产业相关的配套产业等。
2019年9月,三星手机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迁入越南。2019年上半年,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份额已经不足1%,加之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等逐渐上升,以及限韩令对消费者的影响,均成为三星手机关闭所有中国工厂的原因。三星在中国关闭的工厂,基本上都迁入了越南。目前三星在越南有8家工厂,投资额高达173亿美元,并且还在加大投资,力争将越南打造成三星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
四、日本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了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一项抗疫经济救助计划。其中“改革供应链”项目专门列出了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资助供应链海外依存度高的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
在这2435亿日元的专项资金当中,有2200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工厂转移至其他国家。
货币方面,日本金融厅和财务省发布了现金流和信贷灵活性支持指引。另外,日本金融厅为根据《金融工具和交易所法案》要求必须提交的监管申报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
但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9年年底的报告,针对约5700家日企的调查显示,其中只有不足一成企业表示考虑转移在华供应链,其中主要是一些面向日本市场的企业,而面向中国市场大多数日企不会改变。
丰田公司表示,其在华战略不会有变化。2020年4月2日,丰田与比亚迪合资成立的纯电动车研发公司在深圳市正式成立。松下公司表示,中国作为松下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松下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2019年4月,松下成立了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中国·东北亚公司。该公司总裁本间哲朗表示,正因看好中国巨大的潜在发展机遇,所以赋予该公司人、财、物上的决定权,松下将进一步扎根中国。化妆品公司资生堂日前宣布,将在上海设立全球第三家研究开发中心。该研发中心将进行适合中国消费者皮肤产品的相关研究。资生堂2019财年在中国的业务销售额为2162亿日元,5年时间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2019年3月28日,索尼宣布关闭中国北京的智能手机工厂,目的是削减亏损业务的成本。并且要把这项业务的工厂,转移到泰国。但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索尼手机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呈现出的节节败退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中国,目前索尼手机全球市场份额只剩下1%。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给索尼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目前我国正逐渐摆脱世界工厂的称号,人口红利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像索尼这样的外国手机厂商来说,只好把重心移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地区。
总体来看,企业考虑工厂和项目的地理位置主要是成本和稳定发展两个因素。在我国用工成本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便不能承受高工资对利润空间的压榨。在战略方面,企业也充分考虑当地产业链协同效应。这要求我国地方及园区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一要加强人力市场维护,保障受训人工的充足供应;二要维护产业链完整,尤其是园区内上下游供应关系,对于环境整治和供应链完整性出现矛盾时采用柔性拆除的方式。另外,对于化工行业来说,当地政府对投资项目的配合度和主动性也是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能会影响到跨国企业对全球布局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医药用品上游原材料生产企业回迁和分流到其他国家需要引起产业链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