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案）》（以下简称“固废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20年9月1日起将正式施行。当前我国工业固废处理处置呈现怎样的特点？有哪些短板待补齐？面对更加严格的新版固废法，未来行业如何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循新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根杰近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政策监管趋严 倒逼产业升级
【CCN】近年来，工业固废的处理处置越来越受到重视，即将实施的新版固废法有哪些新的变化？
【杜根杰】《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案)》 除了增设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类制度等，还同时强化了生产者的主体责任，强调固体废物产生者是固体废物治理的首要责任人。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建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用记录制度，将违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予以公示；强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者的责任，要求其建立、健全全过程的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的要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强化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衔接，要求企业事业单位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补充完善排污许可制度，要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等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管理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新增多项罚则，最高罚款500万元。
【CCN】《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73%。针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家都出台了哪些相关政策?
【杜根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政策，并且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尝试。例如，发改委等十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明确提出推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建设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基地，大力推进多种工业固体废物协同利用。同时，新环保税法的出台明确了工业固废排放的税收缴纳额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加大对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投入。
工信部发布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为科学规范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制度，有效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以及所得税、增值税减免等优惠政策落地实施，促进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018年底发布的《关于“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通过全面实施工业绿色生产，推动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总量趋零增长，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产废企业的固废资源化利用则充分体现了无废城市“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固废处理行业发展又迎来一波政策利好，这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市场前景广阔 难题待破解
【CCN】您如何看待我国工业固废处理市场的前景？
【杜根杰】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固废处理市场前景广阔。虽然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变化有统计范围变化导致的增加，但工业规模的扩大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显示，2016年，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0.92亿吨，到2017年已增加到33.16亿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38.68亿吨，累计堆存量超过600亿吨，山西、内蒙古、河北、山东、辽宁五省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到全国的42.4%。平均下来，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0%，综合利用量平均每年也增长10%。若未来以8%的速度增长，未来我国工业固废处理市场前景广阔。
分种类看，尾矿、煤矸石、粉煤灰、钢铁冶金渣这四类工业固体废物占到大宗工业固废总量的88.64%；工业副产石膏、赤泥、有色冶炼渣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
2014年，大宗工业固废产生量达到峰值，约40亿吨。“十三五”期间，受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结构深化调整、环保约束增强等因素影响，我国大宗固体废物年产生量呈下降趋势。2018年我国大宗工业固废产生量约34.39亿吨，同比下降7.35%，这是由尾矿产生量大幅下滑所致。
【CCN】当前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还面临哪些问题？
【杜根杰】近年来，在环保政策倒逼产业的推动下，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大、历史堆存量大，单靠一种技术手段很难解决固废大量消纳的问题，且会造成产品种类单一，产能过剩等问题。虽然各地也在积极扩大废弃物处理能力，但是仍然严重“产”不足需，有些企业每年有3~5个月都找不到合适的第三方来处理废弃物，并且处理成本压力非常大。
此外，企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利用成本高、技术开发投入不足、市场活跃度较低、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严重、相关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缺口大等问题制约了综合利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成分复杂、波动大，利用难度大、利用成本高。主要体现在不同种类的固废，资源属性不同，利用难度不同；同类固废的具体化学成分含量因原料产地、原料性质、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处理工艺等不同而差异较大。复杂的成分，给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带来了极大的难度，造成预处理成本高，利用量小，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固废利用盈利空间小等问题。
另一方面，技术应用水平偏低。目前，各类大宗工业固废基本上都能再利用形成产品。然而，目前大部分综合利用集中在传统建材行业，产品附加值低、销售半径短。低附加值规模化技术成熟，相关产品面临产能过剩，而高附加值规模化技术的产业化少。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在新材料产业领域的应用尚属技术研究和探索阶段，距离产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除此之外，相关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工业固废回收利用涉及的行业、专业门类和知识层面非常广，包含土木、采矿、环境、材料、冶金、农业等专业的相关知识，而目前教育体系中尚未设立专门的资源综合利用相关专业，导致相关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严重紧缺，很多企业面临“一才难求”的问题。加上产业较为初级，行业盈利能力差，企业经营困难，使企业又面临“人才难留”的困境。与此同时，受行业专业性影响，目前相关科研人员多只专注在某个领域的利用问题，缺乏全局性、系统性的统筹规划和考虑，抑制了固废产业链的全面发展，相关科研人员间的科研成果未能形成系统，导致科研效率低、进展缓慢、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受产业政策、地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在“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和赤泥”六个需要重点治理的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领域中，仅有“粉煤灰”的再利用技术与模式较为成熟，其中北京、上海和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水平较高，已出现供应缺口，但在山西、内蒙古、山东、宁夏和陕西等地区仍存在产生和堆积量大、利用水平低的现象。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往往具有初期投资大、短期见效慢、风险大、投资回报率偏低等特点，容易受地域、认知度、运输半径等影响，循环经济“不经济”的问题仍是制约固废综合利用的“肠梗阻”。
注重协同发展 发挥集聚优势
【CCN】对于未来固废综合利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您有何建议？
【杜根杰】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跨区域、跨产业、跨部门的协同发展机制已成为未来环境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未来应发挥产业集聚的优势。
产业集聚是生产力实现空间布局上的优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的大量集聚和有效集中，是一种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保证生产资源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在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制度创新、营造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方面，集聚式可有效促进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与上下游相关产业，如建筑、采矿、钢铁、有色、石化等行业的协同链接，工业产业与城市社会间生态耦合，工农业间的生态链接，企业、园区、行业间资源共享、原料互供、链接共生；加快促进城乡、产业园区、产业之间技术、资本、人力、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在降低企业信息成本、企业协作成本、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使用成本，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开发、交流、传播、转化，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塑造区域品牌，提升技术吸纳能力、产品市场竞争力、产业承载力和投资吸引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目前，以园区、基地为载体的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在河北承德、山西朔州、辽宁新邱等地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未来集聚式发展将成为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