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十大特征
□  上海证券
生产性投资引领投资型经济持续
　　工业升级阶段投资率必然会维持到较高水平。当前中国经济已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正进入了重工业化和
产业升级的工业升级阶段。工业升级需要对投资提出了比以往初步工业化时期大得多的投资需求，这一阶段对投
资的需求和初步工业化时期是不一个数量级的(见图1)。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技术扩散的空间延伸，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投资型性质。投资型经济和起飞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未来10-20 年还将是一个
投资引领增长体。中国未来十多年中，在许多的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刚性投资需求：区域开发、江山整治和公
共设施升级完善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的不动产投资和市政建设需求，工业信息化发展
带来的更新改造投资等。从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看，投资率仍然会维持高位！但这并不是经济动力结构的问
题，而是我们这个阶段的发展特征。
　　在经济起飞阶段，当消费由于消费升级而快速增长时，会带来投资的更大程度上升，经济过热几乎就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现象，此时宏观调控的压力就会加大，从而相应地压低消费和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消费和投资相互
促进的乘数是相当大的；在发达国家，由于投资增长空间相对有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乘数效应要小得多。
因此，即使消费快速增长，由于投资的相应上升，消费率也难以有效提高。
　　但是，未来的投资将由过去的消费性投资转变为生产性投资。城镇化带动的房地产投资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性
投资，同为投资型经济运行方式，过去10 多年的经济增长是需求带动的；未来10 年的经济增长则要走供给创
造型的道路。显然，经济转型也带来了改变宏观调控模式的要求：过去的需求管理转向未来的供给管理。这对中
国政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各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表明，起飞阶段的生产性投资率要占到国民纯产值的10%或以上水平。在未来的经
济转型阶段，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生产性投资率将上升，比如工业领域对传统产业进行升
级改造、打造低碳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技术改造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等。生产性投资增长对可持续性的
经济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生产性投资率提高，要求投资和消费间的结构更加协调，要求经济最终需求的增长更
有扩张性。
　　从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构成看，生产性投资并没有领先增长的优势，相反消费性的投资反而是
略占上风。

经济发展进入福利赶超阶段
　　经济总量的提升，已使中国度过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阶段，表现为未来城市化速度趋于
稳定，工业品消费的“排浪式”市场扩张现象难以再发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变化，表明中国经济的发
展已由先前的“经济赶超”阶段，过度到了下一步即将展开的“福利赶超”阶段。在福利赶超阶段，民生改善成
为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加强劳工保护，改善劳工福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福利赶超的主要实现
手段。经济赶超阶段，经济增长通常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
社会积累矛盾过大，对经济继续增长的制约力增强。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是加重了社会分配差距过大给
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了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福利赶超间关系，是未来我国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刀锋”增长成宏观经济运行要求
　　中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和经济运行波动范围变窄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明显具有“刀刃
式”的特征。“刀锋”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既慢不得，也快不得。经济增长快了，过热现象就会呈现；经济运
行速度放缓，就业为核心的民生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突出。
　　“刀锋”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约束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就业问题的长期严重性。经济赶超开启了农业人
口向非农转移的人口结构变迁道路，城市化过程没结束前，这一过程不会停止。人口变迁造成了对非农就业岗位
需求的持续增加，进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硬性要求。同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也给经济增长规定了上
限。

结构调整趋势下并购重组成为经济常态
　　中国经济过去经历的连续30 余年的快速增长，按其增长方式动力基础的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历
了制度增长和要素增长两个阶段，目前正面临着以结构调整为主要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增长阶段。经济政策重心
已从短期经济刺激转向谋求中期结构调整。出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目的，公司重组活动，包括扩张性资
产重组、调整行公司重组和控制权变更型公司重组，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微观主体活动的常态。

新一轮经济发展道路：再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完整的经济周期，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有着鲜明的经济发展路径。在经历了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后，中国经济面临有两条可能发展道路的选择：第一，城市化后的再工业化；第二，一
体化。在经济发展的福利赶超阶段，改变经济二元结构，给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带来了空间。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又要求我们加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因此，在第四次周期中，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存在着
一定的不确定性。

增长级转换延续中国区域经济特色
　　地区间发展的不平等，是中国二元经济的首要表现形式。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来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起
步的不平等、禀赋要素差异导致的发展速度差异，属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因此，表现为区域经济形式的中国
二元经济结构，未来还将持续。区域经济意味着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在上世纪80年
代和90年代，凭借比邻港澳优势和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广州、深圳、珠海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区引领了
中国经济的第一轮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依托更为深厚的经济腹地，凭借区位优势
崛起。
　　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我国出台了新一轮区域振兴规划。这有望成为促进和实现东、中、西部经济协
调发展的重要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并将延续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区域投资主题。区域经济整合的逻辑是经济发展
水平相近，人口集中度较高，产业拟合紧密和区域文化相似等共性。另外区域航空、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辐射半径
也是判断潜在区域整合的重要线索。借助区域规划政策的整合推进，中国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联动效应经济区
域不下10个。
　　未来哪个经济区将接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接力棒”，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级。我们认为，主要
看其发展潜力和空间容量。即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地区必须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空间足够大，同时这个地区
也具备加速增长的基础。换言之，成为新增长级经济区的人均GDP 离现在的带头地区差距要适中，还要有一定的
“块头”。从现有经济区域经济增长情况看，未来5～10 年人均GDP 有可能达到5 万元人民币，并且总体量达到
5 万亿以上的区域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头大哥”。按此标准，中部地区、东三省和西部的成渝地
区，都是可能的后选。
　　除了以上这些特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还具有以下特征：贸易顺差大幅收窄；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渠道
逐渐改变；货币深化进程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