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贸易壁垒及国内供需矛盾双重压力下，我国石化行业纷纷“出海”以支持长远发展。东盟地区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庞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优惠的贸易政策已成为“出海”的关键目标市场，吸引众多我国石化企业在此布局。

　　然而，我国石化行业在“出海”的过程中面临区域政策多变、本土化和国际化竞争激烈、人才短缺与信任危机等问题，建议完善政策与标准体系、行业协同抱团发展、强化人才管理与储备，保障我国石化行业顺利“出海”，拓展世界版图。

三大主要方式

　　1. 产品“出海”：快速增长

　　产品“出海”即我国产品出口海外，当前我国出口至东盟的石化产品数量与种类显著增长。

　　从数额看，2024年我国向东盟石油和化工产品出口贸易额达到656.6亿美元，占我国石油与化工总出口贸易额20%以上，2014—2024年复合增速超过60%。

　　从产品类型看，原油加工和石油制品是我国出口到东盟各国的主要产品，2024年其出口额占我国出口东盟各国石化产品总额的24.6%，占我国出口世界原油和石油制品总额的1/3以上；有机化学品位列第二位，占我国出口东盟各国石化产品的比例达14.8%；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单体及聚合物和制品是我国出口东盟的第三大类石化产品；此外，无机化学品、煤化工及衍生产品、化肥等也是出口东盟的主要产品。

　　从出口国别来看，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是主要市场，出口总额分别占到我国出口东盟石化产品总额的23%、19%、15%、14%、12%。其中泰国对无机物及衍生物需求庞大，印度尼西亚对煤化工及衍生物产品需求较大，马来西亚则对聚酯及相关制品的需求较多。

　　2. 产能“出海”：多产业发展

　　产能出海即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或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生产。当前东盟已是我国石化企业出海建厂的首选目的地，已有恒逸石化、我国化学、金发科技、神马股份、赛轮轮胎等80多家上市企业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等国家发展石油化工产业。

　　从细分行业看，原油加工和石油制品是产能“出海”的第一大子行业，投资额占比达到50%以上；光伏、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及电子材料位列第二；其次是橡胶及相关制品，主要以轮胎产业为主；纤维、聚酯及塑料制品等行业投资额占比排第四。

　　从国别看，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是我国石化行业产能“出海”的主要国家，马来西亚、印尼重点布局民营炼化、塑料制品及改性塑料、新能源材料等产业；泰国以橡胶、轮胎制品及电池材料（电解液、正负极材料等）、高端电子化学品为主；越南、柬埔寨则布局发展基础化学品、电子材料、纺织服装等产业。

　　3. 资本“出海”：全产业链布局

　　资本“出海”即通过并购海外企业或对外投资以获取技术、品牌、当地市场等资源。近年来，我国资本“出海”东盟的规模持续增加，且大部分是资本伴随产能“出海”。2024年我国向东盟石化产业的总投资额达4000亿元左右，2014—2024年的复合增长率近50%。

　　注重产业链延伸及产业间协同“出海”。一方面，我国石化产业产能与资本协同“出海”不局限于单一的生产环节，而是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通过投资全产业链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本的降低。例如，桐昆石化（印尼）有限公司的印尼北加炼化一体化项目涵盖了炼油、芳烃、乙烯等多个环节。另一方面，“出海”的产业间联动增强，整体呈集群化发展。

三大风险挑战

　　1.地缘政治及区域政策复杂多变

　　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在关税、环保等方面政策与标准要求趋严，监管力度加大，给石化企业“出海”带来较大压力与挑战。例如，新加坡政府要求石化企业参与跨境碳捕集与封存（CCS）项目，提高了低碳技术投资门槛；文莱要求火电项目环保指标高于欧盟标准，企业合规成本提高；东南亚国家出台政策扶持本土石化产业发展，对我国石化企业“出海”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例如，越南通过《纺织业2035战略愿景》推动本土化生产，减少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依赖；泰国财政部要求上游企业优先从泰国控股的下游供应商处采购。

　　另一方面，存在域外国家干预风险，欧美等国通过经济制裁、技术封锁或政治施压等迫使东盟调整对华合作策略。例如，菲律宾在南海争议下对我国投资的项目审查趋严；欧盟碳关税倒逼东南亚客户要求供应商提供碳足迹证明，我国在东南亚的石化企业ESG评分普遍低于国际巨头，对我国企业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2.国际龙头、中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竞争激烈

　　一是巴斯夫、埃克森美孚等国际巨头凭借技术优势和早期布局在东盟已建成生产基地，占据东盟市场。例如，早在1990—2000年代，陶氏化学、三菱化学等企业纷纷入驻泰国马塔府石化等工业园区，建设高端化学品生产基地。

　　二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泰国国家石油等本土石化企业快速崛起且通过政策壁垒对我方石化“出海”形成竞争力。例如，Petronas要求外资项目采用本土OGSE供应商，导致中企需额外支付技术转移费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

　　三是我国企业之间的恶性“内卷”导致利润率大幅压缩、产品质量下降及产业链受损等问题。例如，在马来西亚某石化园区，两家我国公司因争夺客户互相举报排污超标，最终导致园区整体被暂停运营，损害了中企整体形象；在泰国、印尼的石化项目竞标中，多家中企为抢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竞争，项目利润率极低甚至亏损。

　　3.人才短缺与信任危机

　　一是当地劳动力资源不稳定。虽然东盟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但生产效率远低于我国劳动力，且流动性高，加上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存在管理困难等问题。例如，越南工会组织发达，工人对福利待遇敏感，罢工事件时有发生。

　　二是高端技术人才及复合型人才缺乏。石化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较高，而东盟地区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高端岗位依赖国内派遣；具备国际化视野、跨文化管理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相对稀缺。

　　三是安全事件引发信任危机。近期安全事件（如缅甸电诈园区曝光）加剧求职者对东盟的恐慌，导致招聘困难；部分东南亚地区等灰色产业泛滥，求职者存在误入歧途的风险，进一步增加了企业招聘难度。

对策建议

　　1.动态跟踪并灵活应对政策变化，主动投身国际规则制定，增强话语权。时刻关注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标准等变动，以确保企业的合规经营并降低运营风险；强化石化产业与东南亚的本地化合作或合资，降低政策风险并获取资源支持；灵活应对关税壁垒，借助RCEP框架下的关税减免政策，优化石化产品出口品类结构；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推广我国技术标准，提升市场话语权并推动标准国际化；通过“一带一路”石化合作项目输出我国技术标准，增强区域产业链主导权。

　　2.追求差异化发展，重视行业协同抱团。积极参与境外展会与资源对接，快速获取东南亚市场动态与需求，降低试错成本；建立产能合作预警机制，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恶性竞争；针对东南亚各国需求差异调整石化产品结构，通过合资或并购等方法融入当地产业链供应链；依托海外产业联盟，联合上下游企业形成“抱团出海”态势，企业间协同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快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品研发力度与科研成果转化速率，提高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

　　3.强化人才管理与信任重建，本土化与全球化结合。一是优化人力管理与培养模式。根据岗位需求分层设计人才培养计划，提供技术培训以增强员工粘性；强化弹性管理与文化适应，赋予本地员工决策权并尊重宗教习俗；采取沉浸式双向培训，通过滚动交换培训（如总部员工赴东南亚学习语言文化，东南亚员工赴我国总部学习技术），减少文化冲突；企业与当地高校（如印尼大学、越南国立大学）或者广西、福建等周边高校联合建立实习和培训项目，提前储备人才。二是重塑信任与安全保障。透明化招聘流程，明确办公地址、签证办理等细节，消除求职者疑虑；与第三方专业人力资源审核机构合作，确保招聘流程合规；企业主动披露风险防控措施，公开安全管理制度（如员工紧急联络机制、差旅安全保障），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真实案例；建立安全联盟，与当地行业协会或中资企业联盟共享风险信息，避免落入诈骗陷阱。